一、 关注差异 (1/2)

棉花糖文学 www.mhwx.net，最快更新中国转向内在最新章节！

    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1]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2]

    举例而言，在政府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官僚行政体制。[3]皇帝之下，是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成员为士大夫，其中的大多数通过公平的书面考试入仕，通过资历、德行评定和荐举循资迁转。他们遵循特定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处理行政事务。这些官僚并非拥有封建领地的世袭贵族，因而需要在城市里置办永久性居所。在宋代中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10万居民时[4]，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100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150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5]，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6]，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7]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1/3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500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8]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9]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举例言之，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10]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11]从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中间必有缘故。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奇特的转变？

    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12]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仔细考察两宋之际的中国，给历史学家们留下印象更为深刻的往往是11世纪即北宋中期的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这些进步在12世纪即南宋所发生的转变。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将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敏锐。事实上，就在12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抓住两个世纪之间质的区别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强调彼此间的显著差异。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非全部事实。它们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观察所得的镜像，正如我们在特殊光线下透过放大镜所看到的那样。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延续、综合、提炼的趋势并不意味着12世纪的精英文化走向保守。“保守”一词的字面意思无法揭示12世纪文化的真实意涵，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相反，它向着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有时甚至是更高明的境界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深深地植入了全体中国人的寻常日用之中。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即通称新儒家的努力，他们致力于教育和社会的重建。新儒家兴功之巨，惠人之众，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13]但是，他们的努力绝大多数遵循固有轨道，极少试图探寻新的方向。简言之，精英文化在发展，但其发展限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当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又是为什么？

    线索与方法

    治史者多依兴趣之不同而偏重北宋或南宋。例如，研究北宋政治的论著多于南宋，而研究南宋经济和艺术的超过北宋。研究哲学的论著，大量集中于南宋的领军人物朱熹（1130——1200），有时还将这位正统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开山鼻祖比拟为托玛斯·阿奎那。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论著很少明确注意到11、12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变化的原因，一般论著的看法虽有欠深入，但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寻根究底。[14]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地理学的：相对于大金，南宋版图萎缩，沦落为次等国家，士大夫的眼光和视野因而变得短浅低下。这理论看似合理但并不充分。北宋的领土比大唐要小得多，但其士大夫却从未受到类似的限制。事实上，南宋的地理面积也不容低估。它开发西南，拓展其内陆领土；它改善交通手段，成果几乎遍及全境，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远行。人们可以通过旅行来扩展视野，但参与者中士大夫为数寥寥。同样，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人们可以到越南、泰国经商、游览以至定居，但参与其事的士大夫屈指可数。事实如此————虽然南宋的军事和外交相对软弱，但其文化的优越地位和优越感并未受到挑战。

    第二个观点与第一个相关联：为抵抗外族威胁所消耗的巨额军费，奢侈腐朽的统治，导致文化发展资源不足。军事耗竭了资源，这是事实。但是，可供资源这一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究竟是否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值得质疑。再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士大夫在自己的财产之外，是否还曾经力图从国家和地方集团中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他们所热衷的文化事业？

    第三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路：财富集中在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他们沉溺于舒适享乐和奢侈品，既不为经济发展进行再投资，也不支持文化进步。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阶级兼文化精英是由作为经济集团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重叠而成的。因此，只能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甚至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社会结构与南宋相同的北宋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就？

    第四个观点来自典型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皇帝没能听从儒家的好建议，作了坏决定。当皇帝在其位而不亲其政，将权力托付给代理人时，后者蠹政祸国，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还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代理人可以决定政策和政局。但是，坏的政策和政局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的呢？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上述观点是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不可置之不理。比如，南宋士大夫的见识确实呈现出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但这不是因为帝国的范围比以前小，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得彼此太过靠近。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居首都临安地区。他们在邻近首都的地域购置私人住宅和地产，比如杭州湾沿岸、长江三角洲或浙江东部。事实上，同故都开封相比，杭州的景色和气候都更加宜人。[15]再说，长江三角洲和浙江的太湖流域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化史比如绘画史中得到了解。因此，当开封不再是首都，构成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最重要因素————官僚退场之后，开封便退化成为不起眼的地方性城市。相比之下，临安则不同，即使不再是政治上的首都，它的自然环境，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便利，以及它处于两大文化走廊结合点的位置，都使临安得以继续它的繁荣。与之相矛盾的是，生活上的不假远求于门槛之外，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宋士大夫视野的狭窄。

    强调资金耗于军事或者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观点，启发我们联想到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曾经采取激烈措施推进行政改革，寻求天下之财的生长之道，限制税收体制中的误收、滥收，大刀阔斧地推行各种机构改革。[16]改革措施的废除不只是一桩经济事件。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用经济原因解释历史的理论通常所宣称的，它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当然，决策的制定还取决于官僚集团当权派的思想派别以及当时盛行的思想取向。

    由此导向第四个即传统观点。除了判断皇帝或其代理人德行的善恶之外，现代政治学希望寻找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究竟握有多大权力，和别人分享的权力有多少。这就需要我们对权力结构加以检视。当宫廷和官僚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我们说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ol）是坚强的；当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无论是出于个人意志还是制度使然，而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我们称之为宫廷的集权...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