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学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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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习惯、经济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指的是社会道德规范所承认的行为。在有关礼的三部经当中，宋人轻《礼记》、《仪礼》而最重《周礼》，围绕它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王安石以前，曾出现过一批具有11世纪早期特征的观点各异的解释。而王安石则在《周礼》中发掘到了改革的范本。此后直至1127年北宋灭亡，王安石和他第二代的追随者先后掌权，绝大多数学者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改革体制的压力，接受了王安石的解释。一致性取代多元化成为流行。[34]

    1085——1093年，保守的反对派短期复辟，主张贬低三礼，不自觉地缩小了此后的学术范围。《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措辞行褒贬，充满道德关怀，又以曾经孔子亲订而闻名。保守派将其发扬光大，以之衡量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沿用孙复（992——1057）的观点，认为《春秋》主旨在于尊王。学者刘敞（1019——1068）曾大胆指出《春秋》的文字错误，认为应当加以校勘。保守派表示反对，也不承认刘敞和其他学者所作《春秋》新解的价值。与此同时，王安石却把这部经比作“陈旧破烂的朝廷小报”（断烂朝报）汇编，其追随者也排斥它。派系斗争危害着学术的多元化。

    至南宋，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春秋》再度成为显学，但在注释方面却未取得太大的学术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引用它来批评时政并从中发展出一套辩论艺术。二者都曾流行一时，但均未产生高质量的学术。

    当然，北宋保守派的《春秋》热产生了一项重要成果。司马光（1019——1086）以之为范本作续编，起于《春秋》所止（公元前481），止于宋代建立前夜（959）。下一节将讨论这部里程碑性质的《春秋》续编对其他历史著作的影响。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续编的一个间接后果————它对南宋学术的影响。朱熹命弟子为该书作纲要，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司马光的原著以写作态度诚实客观著称，其中的道德评论虽不乏主观判断，但都独立地附在正文之外。相形之下，朱熹的这部寄名著作对于历史的态度却常常过于概念化和简单化。该书本来只是一部速成参考书，到后来却演变为科举考试的权威性标准历史指南，此举损害了思想文化的发展。[35]

    从南宋后期起，人们对一套名为《四书》的标准读物投入了比对六经更多的热忱。《四书》包括《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11世纪，学者们对这四部书的看法多种多样。例如，李觏（1009——1059）曾激烈批评《孟子》，司马光对该书多有保留，而王安石却给予它高度评价。然而，只有程颐和其兄曾经为所有这四部书作注。受程氏兄弟的启发，朱熹将这四部书命名为《四书》，把它定为儒家学说的基础读本，为之精选注释，杂以己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最终成了科举考试并从此是天下文人的惟一官方注释。正统性战胜了多元化，其代价是思想的禁锢。[36]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出现了许多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论著，内容涉及学者的立志、蒙养教育、族规家范、敬宗收族、儒家教义的学习日程、年历、地方政府的运作、为官之道、王子教育、佐天子而理国政等等。通常来说，儒家既重视自我教育，也重视对他人的教育，而新儒家则特别强调修身，或用现代的话来说————自律。随着新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此类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但大多数缺乏原创性，是老一套的人生指南，彼此重复，相互征引，复制而不发展思想。[37]

    综上所述，宋代作为一个整体确曾在经学方面取得过惊人进步，其成就前无古人，也难怪后世儒家和许多非儒家的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是，长期以来，却从未有人对两宋的变化加以辨析，希望上文的简短分析能弥补这一缺失。从总体上看，11世纪的学术发展是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而到了12世纪，除了一位像朱熹这样出奇博学的学者之外，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或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思想文化的发展速度放慢了。

    史 学

    发达的印刷术使宋代史学著述的数量出现了空前发展，而名家名作和新史体的出现则使宋代史学的质量呈现空前进步。修史者多为士大夫，或有志于斯道，或受命为史官，其中不乏视修史为名山事业、着意经营者。

    11世纪中期，史家重修了两部正史（或称断代史）。新《唐书》出自官修。新《五代史》由欧阳修私撰，而朝廷却破天荒地赋予它官修正史的地位。[38]

    11世纪的历史学家掀起了一场史学评论的高潮。司马光在其编年体巨著的“考异”中所展示的权衡史料的方法，和他在“臣光曰”中使用的历史解读方式，成为许多历史学家的榜样和标准。按照儒家的要求，一旦历史事实经由可靠的证据证明之后，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在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欧阳修为旧《五代史》挑错之后，其他学者又从他的新《五代史》中找到了错误。许多小部头的专题论著开始冠以“错误改正”（纠谬或正误）的标题。[39]另外两个史学分支————金石学和目录学的长足进步，同样促进了史学的繁荣，欧阳修在其中起到了开创作用。[40]

    诚如题目所揭示，司马光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是要使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指导现实统治。其思想基础是儒家“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道德至上观念。司马光客观地选择史料，严谨地考辨其真伪，以此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如其著述所示，当他无法解决史料中的矛盾时，便插入一条研究性注释加以解释。上述优点使他的著作成为一个里程碑，一个史家竞相模仿的范本。他的后继者中包括两位12世纪的历史学家李焘（1115——1184）和李心传（1166——1243）。前者写了一部北宋全史，后者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叙述南宋早期历史，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41]

    12世纪在史学著述方面的确超越了11世纪，其明证之一是新史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纪事本末体将通常散见于本纪、列传和志当中的材料按照主题收集成篇，一事为一篇。这种合并整理并不增加新的内容，它提供的是不同的视角。从此，中国正统历史叙事就有了三种标准体裁：以国家为中心的纪传体、按时间顺序编纂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42]

    12世纪史学的进步是方方面面的，此处无暇一一道来，只能列举其总体趋势。第一，是从官修到私撰的转变以及私人著史势头的不断增长。[43]第二，各种非正式的故事、笔记、小说的数量超过了正式的史书。[44]

    第三，同宏观概览相比，人们越来越偏爱更细微、更具操作性的题目。第四，越来越多的人抛开整个帝国，将注意力放在区域研究上，[45]最明显的是方志的繁荣和空前细致的地方风物记载。[46]第五，一些著者专门将大门类中的某些方面抽出来，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前有洛阳名园的专著，后有洛阳牡丹的专史）。第六，人们努力研究那些意义重大的未知问题，希望藉以补充历史认识。第七，12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科必须利用其他学术分支的知识，例如军事科学、历史地理、艺术史、建筑学、医书等等。

    12世纪历史学家的成就超越前辈的又一明证，是百科全书的编纂。北宋初期，朝廷下令编纂了两部巨著《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其方法是将现存文献中的相关片断分别置于不同标题之下，不加评论，也不作注释。到了南宋，一些民间学者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为科举考试编辑百科全书。12世纪和13世纪初，历史学家以唐代著作《通典》为典范，在此基础上更为谨慎地搜集资料，分类更加细密和系统化，必要时引证资料来源，为澄清疑点或难点补充考证性的评论。《通志》和《文献通考》是两部最为重要的宋代百科全书，后者的名称是该书顶尖学术成就的真实写照。这两部书和它们的唐代典范一起以“三通”之名著称于世。[47]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这些百科全书和诸如此类的工具书算不上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而更像是官僚处理行政事务时的参考。这样看的人看来并未深入了解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事实上，真正阅读百科全书、方志等的只有探寻历史的民间学者，官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翻阅这些书。

    作为行政官员，官僚们最感兴趣的史书类别是“政书”。政书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它包括奏章选集、行政条例集成、司法案例汇编，如《农政全书》、《荒政全书》一类的著作，以及书名生动的《救荒活命书》等。[48]

    史学大发展中也存在消极因素。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了两类质量堪疑的作品。第一类是史评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应当是实证性的，而这类著作却缺少实证研究。因此，虽然其本意是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但难免主观臆断、空发议论。究其原因，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宋儒，早在备战科举考试之时，就已经养成了置道德考量于历史事实之上的恶习，为迁就其道德观点，不惜简化、歪曲历史事实。

    第二类论著为利己的目的而作。为捍卫自己或洗刷朋友，某些士大夫写作笔记体的回忆录，谈及时事，不免党同伐异、各说各话。为攻击政治和文化上的敌人，他们舞文弄墨，肆意歪曲事实，字里行间充斥着偏见、流言和谎言。这类文字反映了南宋学术界潜在的狭隘好斗之风，并让后来的专业历史学家大伤脑筋。

    综上所述，南宋虽然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文学和学术作品，但是学问方向的确已经发生逆转。以乐观的态度看，12世纪的学术处于不断自我提炼、自我完善的状态，转向精致化或者说专业化；但是，如与11世纪相较而言，却似乎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味道。当然，朱熹也许是一个例外，他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时代所赋予的知识，并在许多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可惜，这种杰出的例外实在是凤毛麟角，根本无法改变总体状况；其他人又落后太远，实际上，朱熹所有的追随者都缺乏广度、深度和原创性。总体看来，11世纪学术发展的特点是其先锋性、开拓性，而12世纪的学术成绩则主要在整合方面。

    比照两个世纪的史学发展和经学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11世纪造就了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学大家，12世纪则产生了更大数量的史学著述。但是，经学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一个领域在继续发展，另一个领域却停滞不前。其原因何在？

    我们的解释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经学和史学的内在差异。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经学依靠灵感和观点的激发取得进步，在多元化中获得繁荣。而多元化却面临三种危险：第一，多元化可能堕落成为派性之争，特别是当它和政治斗争或朋党之争纠缠在一起时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会引起对抗，而对抗可能升级为压迫。第三，在强大的正统和不断扩张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会衰退。这三种危险困扰着宋代的经学研究。

    相比之下，史学的发展主要依靠材料的积累。材料的增长会导致复杂性，但却不必是多元化。尽管政治压力或正统的确立也会带来派性、争论和限制，但它们对史学的危害却不像对经学那样严重。史学有其自我保护的底线，而这一底线建立在无可争辩的真实材料基础上。

    其次，是士大夫的学者——官僚双重角色。作为学者，他们研究经学，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来源，由此，他们很难回避意识形态的正统这一议题。在儒教国家里，意识形态塑造着权力。因此，作为官僚，他们又很难回避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政治权力。自古宦海多险恶风波，当士大夫不得不全力应付个人的宦海浮沉时，经学研究很自然地衰落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却是一桩半退休的、隐退状态的营生，可以远离朝堂上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纷纷扰扰。有志于此的士大夫通常在闲居状态下工作，在职的史学家也不会占据行政长官、重要顾问或是其他敏感职位。司马光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在对改革政策表示强烈反对以后，他请求退休，回到洛阳家中，在那里花了17年时光，静静地编著其编年巨著。在这17年中，他避开了诸如正统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纠缠在经学领域里的问题。当皇帝召请他回朝领导反对改革的政府时，司马光已经完成了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任何文化的学术都有许多轻重不等的侧面。就宋代中国文化而言，史学和文学都不是它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它们更像是照耀在小山缓坡上的灯盏，反映不出整个山峦的轮廓，而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49]当火焰在那里点燃，光芒便会洒满整个山地。而这火焰一旦熄灭，无论因为派性还是因为正统，都会拖下一条长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