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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动荡岁月中，机构改革的想法成了一个禁区。王安石变法早已声名狼藉，而朱熹关于社会转型的构想还远未出现。然而，尽管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早已随风而逝，甚至再也没人说一句支持变法的话，但是，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却是那些早已习惯于新法的官僚。在处理实际事务时，这些老于世故的文官们更喜欢遵循灵活的实用主义原则，而不是任何教条。他们是保守的儒家，乐于固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规矩程式。当权官僚对权力的把持，皇帝的矛盾心态，还有道德保守主义者自身的弱点，都将他们屏蔽在权力场之外。
亡国之耻的震撼
尽管未能重获权力，保守派却拒绝沉默。他们的愤怒不只针对变法的追随者。北宋的覆亡使整个帝国所蒙受的文化屈辱，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道义愤慨。
军事上的失败本身就足够让人震惊的了，而失败的原因却恰恰是大宋列祖列宗为了防止内乱所采取的陈腐的军事措施。近两百年来，最精锐的军队总是被部署在京畿地区，而不是在边境线上。军政混乱，由刺面士兵组成的常备军通常不能足员，缺乏训练，统领不力，并且要经常性地奔波于各个驻防地之间，换防更戍，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之间建立私人的忠诚。但是，在边境地区，却千真万确地存在着一支支由世家出身的职业军官所控制的军队，军官和士兵之间结成虚拟的父子关系，构成一道“马奇诺防线”。一旦这道防线惨遭突破，整个防御体系也便宣告崩溃。在噩梦般的1127年，没有一处地方在抵抗。危急时刻，皇帝甚至被迫短期避难海上。
然而，在那个时代的许多观察者看来，最令人痛苦的却是士大夫阶层所暴露出来的可耻弱点。堂堂的儒家士大夫，投降的投降，投敌的投敌，还有更多人把自私的求生欲望摆在官员的责任和个人的名誉之上。诸多令人无法容忍的恶行汇集成为巨大的震撼。保守主义者发出难以遏制的呼喊：可耻啊！
正像其满洲后裔在几百年后所做的那样，女真征服者对占领区实行严酷统治，强迫被征服者停用汉人衣冠，要么接受女真发式，要么面对死亡的刑罚。对被征服者来说，接受这些条令是痛苦的，因为它要触动的不仅是人的外在形象，更有做人的尊严。这些法令起初并未严格地强制推行。十几年后，到了1139年，和约的签订宣告了女真占领的永久化。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占领者手下当官的精英们开始自觉自愿地穿女真人的服装，梳女真人的发式。1150年，金朝政府最终同意人们可以选择服装和发式。[1]听到这个消息，南方的儒家学者们觉不到一丝安慰，心中只有悲愤。他们忘不了变发易服令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汉人生活方式的蔑视，认为那是“一场关系到汉人和野蛮人关系的本末倒置的危机”（华戎之变）。[2]在此前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撞与融合期，比如南北朝（420——589），文化的屈辱从未如此突出。
宋朝皇室成员在囚系和长期放逐当中所遭受的无以名状的屈辱，是这场巨大震撼的又一根源。俘虏包括高宗的父亲（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和他的皇后；高宗的长兄（钦宗，在位期间1126——1127）和他年轻的皇后；高宗的生母、妻子；王子、公主；许多有名位和没有名位的后宫佳丽；以及共约900名左右宗亲和他们的家人。[3]两个传说在当时流传甚广，尤其令人震惊。一个说高宗的生母做了一位女真王子的妾室。据说，这位女真王子名叫“盖天大王”，是负责押送宋朝俘虏的将军之一。[4]另一个传说则更加离谱，言之凿凿地宣称她甚至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5]
儒家传统视家族关系为不可侵犯，皇帝的家族尤当如此。如果上述传说属实，那么传说中所描述的被迫失贞行为，对于高宗而言，就构成了忍无可忍的人格侮辱。若干世纪以来，这两个传说的可信度成了历史写作当中令人恼火的问题，历史学家视之为秽史邪说，或避而不谈，或干脆抹杀。20世纪早期，一些稀有史料的重新面世证明它们确是有意的虚构[6]，是女真人在长江以南遭受挫败之后，几个女真将军流布出来的谣言，其目的是要羞辱和削弱南宋朝廷。[7]当许多宋代宫廷妇女在囚系中忍受着种种虐待的时候，高宗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宫廷妇女幸免于非常之辱。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高宗乞求敌人体面地归还母亲。他对大臣们说，接回母亲是孝道的要求，和平因此显得刻不容缓。
尽管这两个传说查无实据，尽管没人敢公开谈论这件难以启齿的屈辱，但是，许多南宋人无疑都听说过它。[8]退一步说，即使抛开这桩谣言不提，数以百计的宫廷妇女在女真人手中的悲惨命运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何等的痛楚和令人震惊！
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南宋军事上的失败尚可理解；可是，刚打了几场非决定性的战役就抛开民族尊严去乞求和平，好像那些耻辱之事从未发生过，以爱国主义立场和权位与道德并重的儒家古训衡量，则是断断不可饶恕的。受命于天（天命）的中国皇帝竟然向蛮族朝廷屈膝乞降，将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土地和忠诚的臣民拱手送敌，则不仅是奇耻大辱，更是对上天的大不敬。父亲和长兄————两位前任皇帝沦为臣虏而不能报仇雪耻，不孝莫过于此。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令人不禁要质疑南宋王朝的合法性。
然而，称帝后不久，高宗就置一切反对于不顾，打着问候囚系中的父母、兄长、妻妾、宗室的旗号，向敌人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使者，表示自己的乞和姿态。较早的使者朱弁（？——1144）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出于对两位陷于女真之手的前任皇帝的忠诚，自告奋勇充任这桩充满风险的差使。[9]其他的使者，尽管保守主义者常常怀疑他们有政治变节行为，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忠诚的。沉醉在胜利喜悦当中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傲慢地拒绝南宋的使者，甚至从未让他们跨过女真军队的司令部接近金朝的朝廷，尽管如此，南宋的乞和努力却断断续续地坚持着。1129年亦即即位后的第三年，高宗修书给金军前线左副元帅，乞求罢兵，用词极尽卑微之能事：
现在，鄙国想要防御，又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又无地可藏；只有盼望阁下的垂怜。正像此前屡次上书中提到的，我们情愿自削名号（指皇帝），让天地之间都成为大金的国土。[10]
此时，前宋朝高官刘豫（1079——1143）投降了女真人。南宋朝廷不仅没有加以谴责，相反，却请求这位变节者充当向其新主子传递乞和消息的中间人。当刘豫被扶植为女真羽翼下的伪政权首脑时，南宋朝廷又彬彬有礼地用这个伪政权的国号来称呼它“大齐”，正像他们称呼女真帝国“大金”一样。直到刘豫的军队开始参与女真人领导的侵略行动，南宋才宣布它为僭伪。[11]
高宗的乞和努力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但他还是甘愿在与女真人的交往中摆出卑微的姿态，称金人为宗主。举例言之，他在1131年[12]派出的特使的名目是“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13]通常而言，“表”是臣下为了表明或重申其卑微地位所呈示的忠诚宣言。1133年，宋朝的使者第一次获准作为传信人前往女真朝廷。1139年，当宋金第一次达成和议之后，女真人向南宋发布文告，要求高宗放下皇帝的尊严，作为个人来接受诏书。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手续问题，但却有着授职仪式的象征意味，南宋朝廷顿时为之大哗。经过艰难的谈判，再加上女真使节也不想完不成使命，手续终于得以简化。当然，高宗仍然不得不在给女真人的答书中自称下属或臣子，而不能自称为皇帝。[14]
1141年的第二次和平谈判开始时，高宗上书金人说：“承蒙上国皇帝赐予无尽的和平恩宠，我们日夜怀念陛下的大恩大德，不知何以为报。”[15]第二次和平协议达成后，南宋派往女真朝廷的使节使用了“大金报谢使”这样的称号。[16]而当女真人终于将高宗的母亲从囚系中放还时，他对宋朝臣民表示，正是上国的仁慈（仁）成全了自己的孝道（孝）。[17]
当然，来日方长，高宗并没打算永远地卑躬屈膝下去。在以屈辱的条件换得自身地位的稳定之后，他便要讨价还价，提高地位。1151年，高宗请求女真朝廷允许他自称皇帝。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诸如此类的努力尚未获成功。[18]1162年，高宗“功成身退”，宣布退位，被尊为“太上皇”。其养子孝宗皇帝（在位期间1163——1189）于1163年再度向女真人开战。次年，战争结束，和约再续，女真人最终承认了宋朝的统治者是皇帝。
上面所引的外交文件说的当然都是面子话，但是，在这个特别重视体统的社会里，外交辞令的争论却引发了对于权位和道德的公开质疑。胡寅（1098——1156）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朝廷“置敌忾之心于不顾，违背道德大义，像卑下对尊上那样对北敌致敬，……明明是奇耻大辱，却当做莫大的恩惠”[19]。
许多士大夫、所谓的儒者自取其辱。高宗最初曾经发布诏书斥责那些国难当头之际未尽忠节的官僚。朝廷力量尚弱，无法重申这项斥责或是进一步谴责其令人震惊的恶行，然而，多数知识分子却不能原谅他们。几十年后，朱熹曾这样描述：“当北方朝廷沦丧之际，整个国家陷入极端的灾难。官员无论品位高卑，几乎无人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果决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20]当北宋首都开封遭到围困时，许多高级官员选择了同女真人合作。几个臭名昭著的家伙甚至逼迫两个皇帝出城到女真人的司令部去————而正是在那里，他们遭到俘虏，再也没有回到开封。不忠官僚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又扶助张邦昌在故都做了第一任傀儡皇帝。
然而，这班人仅仅是最初的背叛者，在他们身后，大批人看样学样。当第二任傀儡皇帝刘豫统治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域时，大多数背叛者留下来继续当官。[21]
无耻的先例一开，令人震惊的背叛行为就不再局限于北方，随着女真军队的南侵，背叛也越来越普遍。所谓的儒者们以极端可憎的方式贬低着自己的形象。他们弃官而逃，速度比谁都快；向敌人躬下腰身，以示欢迎；自告奋勇为敌人或是傀儡统治者服务；一小撮叛徒甚至为敌人的纵深侵略出谋划策。更有甚者，叛徒怂恿敌人对已经陷落的城市中手无寸铁的平民大开杀戒。最让那些恪守原则的儒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毫无廉耻的士大夫竟然用战国时代“士”的行为来文饰自己的恶行，说他们也是自由的，可以从一国的官场转到另一国的官场。[22]当女真与南宋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一些靠近战场的宋朝官员不再明目张胆地不忠，而是见风使舵，控制地方政权，在宋金之间首鼠两端。[23]
曾几何时，南宋朝廷上流行着一封奏章，扬言要对大将实行集权控制，无条件打击武人的不忠和摇摆。被激怒的武将找来文人写下反驳文章，讽刺说：“今日之文官都是些尸位素餐的家伙。……朝廷派他们主政地方，他们却向敌人投降；朝廷派他们去保卫城市，他们却丢下城市逃跑。正是他们在鼓噪和议。……正是他们主张把领土拱手送给敌人。……更丢人的是，张邦昌建立了第一个傀儡政权，刘豫又建立了第二个。这两个人不也是文官吗？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24]尽管旨在讽刺，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
自身还立足未稳的朝廷不敢太讲原则，对臣下的道德要求太高。相反，它情愿对背叛者睁一眼闭一眼，对背叛者及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不施惩罚，盼望宽宏大度能引来回心转意。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c）”的角度考虑，留在朝廷这边的士大夫及其家族越多越好，而他们的过去并不重要。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这是一个政府“藏污纳垢”的时期。的确，事实上，许多官员、将军和流寇头目都有双重的背叛行为：先投靠女真人或其傀儡，过不多久又倒向宋朝这边。[25]女真人废除刘豫的傀儡政权，随后与南宋达成了第一次和平协议，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北方官员又摇身一变，成了大宋的臣子。
不少武人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频繁地从一方倒向另一方，从宋朝方面转而投靠刘豫，然后再背叛刘豫转向宋朝或是干脆变成流寇。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从流寇变成宋或刘豫的武装力量。然而，知识分子们却从不激烈地批评武人和流寇的投机行为。在宋朝，皇帝的猜忌导致了军队的堕落，而士大夫也因此越来越忽视军事理论和军队管理。在文官考试中名落孙山的年轻人也许会通过相对简单的考试猎取一个军事方面的学衔，目的却是换试文官。[26]即使是那些有资格定期为子弟谋取武官官职的军官，通常也不希望家人步自己的后尘。[27]因此，当女真人打来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想当然地不会指望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武人去遵守高尚的儒家道德准则。
但是，士大夫应当与武人不同，该是深明大义的。退一步说，他们总还可以选择去职，从积极的生活中退隐，或者干脆隐居。[28]但是，却有如此多的人表现出如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残酷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儒家教育还是否足够有效？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挽救现状？
士大夫阶层还暴露出其他一些令人沮丧的问题。在对当时日渐败坏的“士的生活方式”（士风）的诸多批评当中，有两种特别值得一提。第一种以讥讽的口吻勾勒出一个士大夫在其官僚生涯的一系列环节上的应对办法，就像是一幅抛弃了一切道德顾忌的贪婪者的漫画像：首先，摆出良好姿态等待任命，力争肥缺，务求兼职。万一所求不获，则谋改派。如果玩忽职守遭到查处，则争取官复原职，至少也要谋得一份闲职，好领上一份退休金。如果得志，则当争取供职于靠近朝廷的地方。在朝供职，则当摆脱论资排辈，争取超擢。最后，找个大官作靠山，他一封表奏上去，就能安排一个在其直接领导之下的特别职位。[29]另一种批评则温和得多，它指出了一种现象：“人人都想升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大多数士大夫却害怕被派到地方去当县官或通判。”[30]官僚机构人满为患，员多缺少，却没有人愿意去当地方官，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地方官。虽说儒家把责任抬得很高，许多士大夫却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
形形色色违背儒家道德的行为叠加在一起，引起了强烈震荡，使得信念坚诚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不断感到道德愤慨。他们相信，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军事防御是必要的，但仅有军事是不够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是值得拯救的，然后，社会便会实现自救。在他们看来，惟一的出路便是道德重建。
变革之门的关闭
震荡引发人们求新求变。但是，那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是否亟须进行某种改革呢？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那个时代的许多士大夫都认为北宋的灭亡与变法或制度改革不无关系。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曾经支持王安石机构改革及其变法体制的官员通常保持沉默，那些侃侃而谈的官员所表达的则是对元祐时代（1085——1093）充满怀旧色彩的推崇，正是在那个时代，大权在握的保守派废止了变法措施。1129年，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赵鼎（1085——1147）大胆指责北宋宰相蔡京（1046——1126）推行的改革体制导致了王朝的灭亡。[31]几年后，高宗皇帝本人更进一步越过蔡京，将斥责的矛头指向王安石，说人们只知道蔡京一伙的罪行，却不知“帝国的乱亡其实从王安石就开始了”[32]。这句话是对另一位保守派陈渊言论的回应，陈渊宣称：“王安石的学术不灭绝，列祖列宗时代的好政府就不会重现……眼下的复兴也不会成功。”[33]
上引敌对言论的结果之一，是朝廷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先帝神宗（在位期间1068——1085）的庙里请了出去。不久，又撤销了王安石的追赠爵位舒王，并将王安石的任命状从记录中清除，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他的儒家理论，而不是他的变法措施。最激烈的批评甚至否认王安石是儒家。批评者宣称，王打着儒家的幌子，取法于古代的法家和霸道，拉虎皮做大旗，把一批儒家绅士（意指保守派）排挤出朝廷。他们甚至指责王安石的几首名诗离经叛道。高宗同意这些批评，说王安石“心术不正”，所作所为既不恰当，也非正统。[34]所有这些攻讦归结起来构成了口头上的“驱逐出教”。此后，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将遭受“背离儒家”的责难。
批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逐项废除改革措施有其实际困难和复杂性，结果也良莠不齐。第一项要废除的改革措施是不受欢迎的农业贷款，即所谓青苗钱，这是一项在播种时借给农民，到收获季节还本付息的贷款。废除青苗法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在这项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坚持要凑够出贷款项的配额，胥吏便迫使那些无意贷款的百姓借青苗钱，老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第二项要开刀的改革措施是免行税。缴纳免行税使行会免于向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强制征收的物资。它的废除，使得许多地方军队既失去了足够的物资供应，又没有购买这些物资的资金，叫苦不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得不向行会另行勒索。几年之后，政府又恢复了这项改革措施。制度的置与废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匆忙改变一件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事物，是不可能毫无麻烦的。[35]王安石已经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变整个体制的错误，当他所建立的制度存在了三五十年之后，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又重蹈覆辙。
地方政府的吏役始终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官僚和儒家保守主义者都主张依靠摊派，挑选那些通常是富裕的上层家庭来承担，他们相信这些家庭相对而言比较可靠。[36]王安石领导下的改革派则坚持取消摊派性吏役，以地方政府雇用吏胥和人力取而代之。雇役者的数量可能十分庞大，但政府却可以解雇或严厉惩罚不合格的人，因此，改革者相信这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37]1129年，就在废除改革措施的声浪中，朝廷决定恢复古老的摊派性吏役。但是，许多地方官员却报告说没法施行这项指令，困难太多了：有能力负担吏役的家庭数量根本就不够；缺乏有经验的人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缴税来代替服役。直到1147年，有关雇役法的税收条款仍然保存在现行法令里面，而按照1129年的指令，它早应失效了。最终，朝廷承认摊派吏役和雇役各有利弊，将权力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自由选择吏役制度。[38]毕竟，宋代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难以强求一律。如果某一派官员能够早一点意识到变通之道，那么，宋帝国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那场有关服役制度（役法）的规模浩大、充满火药味儿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南宋无人知晓，甚至无人如此发问。因为儒学已经转向内在，儒者们所热衷的，仅仅是对特定领域内特定问题的探讨。
“保持均平”的仓库（常平仓）是地方政府用来赈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制度，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存在。变法增加了常平仓的数目，拓展了它的功能。变法者空前积极而灵活地使用仓储物资，出入于谷物和其他商品市场，以此来保持政府物资供应的平衡，为人民提供赈灾物资，平抑市场物价。[39]南宋伊始，便希望改变这项制度。1127——1128年的短时期内，常平仓政策三反三复：首先，为了削减常平仓的功能，政府下令取消常平仓管理机构，将其职能交由其他税务官员管理。然后，又颁布与前令相互抵触的新令，规定暂时维持常平仓的原有官职设置不变。最后，下达了第三条诏令，取消第二条命令，规定仍然不设常平仓管理机构。1135年，常平仓的职能再次遭到削减，它所有剩余的职能全部并入负责茶、盐专卖的税务官员名下。这些低级官员根本无法阻止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知州和其他官员挪用仓储物资。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常平仓政早已混乱不堪。[40]
对改革措施的批评和毁弃增强了公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也造成了反对任何改革的偏见的泛滥。高宗引述一篇汉代的命令说：“存在已久的制度是不应当被轻易议论的。除非有一百样好处，不要改变一项法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援引祖宗的权威说：“很多人建议我们变法。但是，祖先留下来的古老规矩已经足够好，又怎么能擅作改动呢？”他诡计多端的代理人秦桧立刻奉承道：“帝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遵循既定制度方针自然是好的。”受此鼓舞，高宗又加上一句：“只有小人才喜欢改变法度。”[41]改革的大门关闭了。保守主义影响深入大多数年轻学者的头脑。例如，虞允文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后来曾经在对女真人的战争中指挥过一场大胜仗。1158年，当时还是年轻官员的他以一篇文章博得盛名。文章提出三种明主贤君的为治之道：虔诚地礼敬上天；平和地统治百姓；遵行祖宗之法。[42]无一语提及改革或是政策的改变，因为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都是反对“变”的。
“变”常常会引发许多实际困难。正像几位宰相所说，那些提出新计划的官员也许根本就既不熟悉政策背景，也不了解现状。在讨论国家政策的变革时，一些人会抬出老规矩，另一些人则会举出新情况。一些政策在某些特定地区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否通行于帝国的其他地区则值得怀疑。[43]总之，现状几乎无法改变：事物的惰性巨大，而保守主义通常就等于墨守成规。有人曾建议高宗改革榷酒制度的缺陷，高宗的反应却是无望或者说是揶揄的：“如果能改，还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44]
保守主义者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对变革的嫌恶之情，这个自古儒家常用的医学比喻是：对重症久病者下药不宜太猛，因为他虚弱的病体也许无法承受其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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