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政治家，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伟大得多，他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要找到这样一位政治和军事能力完美结合的人，或许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和拿破仑·波拿巴了。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尤利乌斯·恺撒和拿破仑·波拿巴伟大，毕竟他在一个更小的舞台上施展拳脚，但他“像巨人一样跨越了清教主义英格兰的狭隘世界”[1]。
拿破仑·波拿巴
尤利乌斯·恺撒
作为一名军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仅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创造了获取这个胜利的工具。在战争初始的军事混乱中，他组织了军队，使清教主义大获成功。新模范军及后来的共和国和护国制的军队，不过是更大规模的铁甲军。跟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一样，新模范军军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从绅士当中挑选军官。如果没有合格的绅士，普通的自耕农和市民也可以。不管什么身份，“他们不急功近利，忠于职守，工作谨慎”。品行和军事技能同等重要。一位上校曾经抱怨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任命的一名上尉更适合传教，而不是作战。奥利弗·克伦威尔回答说：“没错。我确实认为能将祈祷和传教做到极致的人，战斗力也最强。据我所知，只有心怀上帝，才能勇气倍增，信心满满。我向你保证，他是一个好人，也会是一名好军官。”任何军官一经发现效率低下，信仰某些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或是总体道德素质低下，则会被立刻解职。
人们常说，军官是军队的灵魂。奥利弗·克伦威尔要求军官保持效率，遵守纪律，军官们也依此向下推行。大多数士兵都是志愿兵，当然也有许多被强制入伍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为清教而战的人都是圣人。然而，正规的薪饷和严明的纪律使他们在和平时期成为欧洲最循规蹈矩的士兵，而在战争时期则是一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军队。共同的信念将士兵和军官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备感自豪的是，他们不只是一支雇佣军。他们不仅为报酬而战，还为原则而战。奥利弗·克伦威尔成功激励士兵，让他们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信心。同时，他也用自己的高度热情感染大家。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拿破仑·波拿巴一样，有影响大众的力量。因此，他组建的这支军队正如爱德华·海德所说，“这支军队是胜利的代名词”。“这支军队秩序井然，纪律严明，作风良好，行为自制，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些特质使它闻名于世，令人生畏。”
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胜利更多归功于他自身的军事天赋，而不是军队的素质。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在军队中的事业起步很晚。大多数成功的将军都从年轻时就接受武装训练，但直到四十三岁，奥利弗·克伦威尔才第一次听到枪响，在战场上指挥一个中队。人们常问，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乡绅是如何打败那些曾经在欧洲最著名的军官指挥下学会作战的士兵的？答案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有军事天赋，而当时的形势更是快速促进了这一天赋的全面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奥利弗·克伦威尔表现出的精力、决心和判断力，证明他具有战争要求领袖必须具备的才智和品格。战争的特殊性质，总体指挥的缺乏、议会力量的混乱，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战争初期，地方首领只顾各自地盘，发动小规模战斗，下级军官罕见地拥有行动自由。独立性和责任感让优秀的士兵迅速成长。起初，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对面的敌人一样没有经过训练，但在频繁的战事中，他学会了如何作战。安德鲁·马维尔曾经用轻快的口吻谈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勤奋英勇”。如果他比别人更快地吸取了战争的教训，那是因为他全力以赴地学习，从不错失任何一次机会，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财富。
一次带领骑兵的战斗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带来了第一次荣誉。在进攻中他进攻迅猛，势不可当。和鲁珀特亲王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也喜欢亲自带领骑兵冲锋，但在战斗趋白热化时，他能更严格地控制部队。将对面交战的敌人击溃后，他会留心观察战场，时刻准备让获胜的中队投入战斗，要么援助打成平手的部队，要么加入获胜部队完成最终胜利。马斯顿荒原战役和其他许多战役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能在突发状况下果断迅速地得出结论，而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2]将这种特质称为“战争中大师精神的可靠标志”。一旦战局已定，奥利弗·克伦威尔毫不留情地乘胜追击。“我们追出两三英里，处决了他们。”这是格兰瑟姆的战斗结束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描述战场的冷酷话语。纳斯比战役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骑兵追击了十二英里。
威廉·弗朗西斯·帕特里克·纳皮尔
成为军队统领后，在战场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军队的管理和对骑兵师的管理有着相同的特点。在内战早期的战斗中，敌对双方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没有设立上将。总指挥通过召集军队、选择战场展示统帅能力，而一旦战斗开始，军队就脱离了控制。一个师的每一名指挥官都独立行动，军队各部合作很少，缺乏统一指挥。奥利弗·克伦威尔则大不相同，他指挥大军行动就像控制自己的骑兵一样，目标明确，充满活力。各师都分配有具体的任务，联合行动从而完成总体目标。最能证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战术技巧的例子就是邓巴之战。虽然士兵人数比对方少得多，但奥利弗·克伦威尔用大炮和一小部分士兵牵制住敌方一半的兵力，全力以赴攻击敌人阵地的要害，并在关键时刻让一支强大的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从而决定了当天的战局。无论哪一次胜利，奥利弗·克伦威尔都将胜利最大化。邓巴战役后，苏格兰人两万两千人中损失了一万三千人。普雷斯顿战役后，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军队中成功返回苏格兰的不到三分之一。伍斯特战役后，没有一支苏格兰部队能成功撤退。
与同时代的将军相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战略特点是大胆、充满活力。这反映了他的性格特点，但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164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宣称：“如果不快速有效地推动战争，为了缔结和平，国家将迫使议会答应任何条件。”必须抛弃“海峡对岸士兵那样的拖延战术”，否则清教主义事业将就此毁于一旦。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模仿专业士兵普遍采用的小心谨慎的防御策略，而是采用了速战速决的战术。一位军事评论家说：“他是现代战争方法的伟大的首创者。拿破仑·波拿巴和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后来使用的就是他的战略。这个战略将攻占堡垒和防御工事降为次要，而将攻击战场上的军队作为首要任务。”
在普雷斯顿战役中，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面对一股人数两倍于己的军队。由于人数的优势，对方在没有足够的地面侦察和集中兵力的情况下，大胆挺进。奥利弗·克伦威尔原本可以拦在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前方，将敌人赶回去。然而，他选择攻击苏格兰军队的侧翼，并将己方精悍的兵力安插在苏格兰军和苏格兰之间。就这样，他将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的军队切成了不同的分队，每一次攻击都将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与援军隔得更远，最终导致对方的毁灭性溃败，而不只是一次退败。1650年和1651年，奥利弗·克伦威尔面临更艰巨的任务。他不得不入侵一个有许多天然屏障的国家————苏格兰。这个国家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和一位精通防御战略的总指挥。在邓巴，奥利弗·克伦威尔想尽办法让大卫·莱斯利在开阔的战场上打一场阵地战，却毫无成效，直到对方的一次错误给了他机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651年的战役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发现自己又一次因大卫·莱斯利的费边战术[3]陷入僵局。由于大卫·莱斯利没有留任何机会，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制造一个机会，大胆明智地敞开了通往英格兰的大门，引诱苏格兰人入侵，最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
在远征爱尔兰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解决。虽然敌方的军队过于疲弱，在战场上无法与己方抗衡，但他们行动敏捷，将他们击退并非易事。爱尔兰许多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也是敌军的优势所在：要塞城市具有战略价值，而高山沼泽为地方开展游击战提供了便利。此外，爱尔兰气候恶劣，人民充满敌意，国土荒芜，奥利弗·克伦威尔必须从英格兰携带大量补给。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主要是攻城战、突击战和艰苦行军，没有什么大会战。为了充分利用英格兰在海洋控制上的优势，奥利弗·克伦威尔将陆军和舰队的运作结合起来。他首先进攻、控制海港，进而占领河流要塞，从而逐渐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这样一来，最终的完全征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这些不同战役取得的战绩，观点或许各异。但有一点很明确，奥利弗·克伦威尔能根据战争的实际环境和对手的性格调整策略并获得成功。他的军事天赋可以胜任命运赋予他的一切任务。
只有专家才能确定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伟大将领中的精确位置。奥利弗·克伦威尔本人认为，在军事和政治上能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相提并论将是他的最高荣誉。他们两人一手组建了军队，是战争中的创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战术上的创新者，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战略上的创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欧洲新教的捍卫者，这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希望成为的样子，在为信仰而战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战。然而，无论他们的目的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世袭君主和篡位者的地位悬殊，终究无法相提并论。同时，人们经常拿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比，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相似，而是因为他们的事业相似。他们都是革命的宠儿，凭借军功一路攀升，登上权力巅峰。在国内动乱后，他们都努力重建民事政府，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但使他们掌权的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要求这两位统治者具备不同的品质。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性格是延续至今的争议话题。大多数同时代人对他十分苛责。在保王派看来，正如爱德华·海德所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只是“一个勇敢的坏人”。然而，在谴责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同时，爱德华·海德却无法抑制对他的钦佩之情。因为尽管这位篡位者“罪恶滔天，必将永沉炼狱，但也不乏美德，让历代后人念念不忘”。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暴君，但他“没有杀人成性”。他不仅“对人的天性和情感有深度的理解”，而且“有着伟大的精神，令人钦佩的谨慎和睿智，以及宽大的胸怀”。
共和党人认为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叛教者。埃德蒙·勒德洛说，“他的所有变革只为自己的一路晋升”。为了“一己之私”，他牺牲了公共事业。本来国家的一切都进展顺利，新的政治纪元即将到来，“眼看国民就要获得人类能够享有的最大幸福，却因为一个人的野心，所有善良公民的期望就此成为泡影”。
理查德·巴克斯特是一位长老派。和埃德蒙·勒德洛一样，理查德·巴克斯特也是护国主坚定的反对者，但态度要温和一些。在他看来，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个好人，只是无法抵挡巨大的诱惑。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初衷是好的。在他人生的主要过程中也是虔诚忠厚的，是成功和胜利使他堕落。后来，他的宗教热情为野心让位，而野心随着成功不断膨胀。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用胜利击败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后，他面临着最大的诱惑。而他被诱惑征服了，一如他征服了别人。
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像约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即使在堕落之后，“他最初的美德也并未丧失”。作为英格兰的统治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主要目的是行善。他比之前任何人都更能推动上帝的利益”。
18世纪的作家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评价和之前的作家一样严厉。亚历山大·蒲柏提倡道德修养，反对扬名于世的野心。因此他评论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名将永刻耻辱柱。”伏尔泰将奥利弗·克伦威尔概括为半无赖半狂热者。大卫·休谟则称奥利弗·克伦威尔为伪善的狂热者。1839年，约翰·福斯特甚至援引了沃尔特·萨维奇·兰道的“毋庸置疑的”论断，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活着是一个伪君子，死后是一个叛徒。
亚历山大·蒲柏
伏尔泰
1845年，托马斯·卡莱尔出版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和演讲集》。对每一位不带偏见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有力地驳斥了指责奥利弗·克伦威尔伪善的理论。“他不是满嘴谎言的小人，而是心怀真理的君子”，这是托马斯·卡莱尔的结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接受了这个观点。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不是狂热分子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就像东正教一样，对于狂热一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只是大卫·休谟，对许多人而言，热心者和狂热者是同义词。显然，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同于大多数政治家，指导他行动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原则。他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信条的直接结果。这并不是说纯粹的政治考虑对他的政策没有影响，只不过这些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大卫·休谟
在一次演讲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明确陈述了他在公共生...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