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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13日，一艘巨大的轮船“乔治·华盛顿”号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驶向欧洲的海岸。自从有地球以来，还没有哪一只船、哪一个人被数百万人带着那么多的希望和信任所期待着。整整四年的时间，欧洲国家在互相毁灭，他们彼此用机关枪和大炮、用燃烧弹和毒气屠杀了数十万最好的、最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四年了，他们彼此用言语和文字来交流的只有仇恨和轻蔑。但是，这些被激发起来的躁动也无法让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声音保持沉默：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是反理智的，让我们这个世纪尊严扫地。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人类又回到了那荒漠般的、早以为已经一去不返的野蛮世纪。
这时从另外一个世界、从美利坚传来了别样的声音，它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发出这样的呼吁：“再也不要有战争。”再也不要过去那种将民众在不知情、不愿意的情况下推到屠杀场上的分裂和罪恶的秘密外交。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这将是“法律的国度，其基础是治理对象的认可并受到人类有序舆论之维护”。太好了：在所有的国家，无论哪种语言，人们马上就听懂了这个声音。战争，在昨天还是为争夺地块、边界、原材料矿山和油田的无意义争斗，突然之间获得了一个更高级的、差不多宗教性的意义：建立一个拥有永久的和平、法律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一下子，百万人的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些人遭受的痛苦，是为了在我们的地球上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痛苦重新出现。几十万上百万的声音带着沉醉般的信任在向这个人喊话。他，威尔逊，要在胜利者与被战胜者之间缔结和平，从而让它成为一个正当的和平；他，威尔逊，应该成为另外一位摩西，将新的律条带给迷失的各国族。用不了几个星期，威尔逊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宗教性的力量，一种弥赛亚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物和孩子。每一个或者正在经受困苦，或者感觉受到不公待遇的族群，都派遣代表团去他那里；数以千计的各种写满建议、请求和承诺的信件和电报来自五大洲，装满整个整个的箱子，正待运往那开向欧洲的船上。整个一个大洲、整个地球要求这个人成为最近一次争吵的裁判，人们期待着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不能抗拒这样的呼唤。他在美国的朋友劝阻他，让他不要去亲自去参加和平会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更好的办法是，他从远处来主持谈判。但是，威尔逊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与人们要求他去建成和平大业这一任务相比，他的国家里最高的荣誉、合众国总统的责任也显得轻微。他要考虑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是眼下这个时刻，而是更美好的未来。他不是要心胸狭隘地去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不能将人联结在一起，利益让人分道扬镳”，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受益。他感觉到，他自己必须小心地警惕着不要让再军队和外交官来左右民族国家的激情————对这两种可怕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协同一致就意味着敲响了这两个职业的死亡钟声。他个人必须是一根保险丝，“出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他们的领导者的意愿”来说话。在人类这最后一次、最终有效的和平会议上，每一个字都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开着门、大开着窗户说出来。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站在船上眺望着欧洲的海岸。它已经在雾中朦胧显现，影影绰绰、边际不清，如同他自己关于未来民族友谊的梦想一样。他站得笔直，这是一位高个子男人，脸上线条孔武有力，眼镜下面是锐利而清澈的眼睛，美国式有力的下颚向前突出，厚重多肉的嘴唇紧闭。作为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有着那种类型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严肃和执拗：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真相，而他们是一定要知道真相的。在他的血液里，有所有那些虔信上帝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火热，以及加尔文教派的热忱，而这一教派授予头领和教师的任务是：去拯救有罪的人类。在他的身上，完整地体现着一个布道者和殉难者的固执，他宁可为了自己的信念被烧死，也不愿意偏离圣经的一个字母。对于他这位民主党人、学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等这样的概念并非冰冷的词语，它们对他而言正如赞美诗对于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意义重大。对他来说，它们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含义模糊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仰条款。他已经下了决心，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来捍卫它们，正如他的祖先捍卫《福音书》那样。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斗争，当他瞥见欧洲的土地在他的视线中变得越发明亮时，他感觉到这一次斗争是决定性的。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了，“为新秩序而战斗：极尽协同之能事，于不得已时并不怵惧分歧”。（to fight for the new order, agreeably if we can, disagreeably if we must.）
可是不久以后，他那投向远方的目光里的肃穆就变柔和了。在布雷斯特港口迎接他的有礼炮、彩旗，这些只是按照规定的对于盟国总统的礼节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在海岸上与他迎面而来的，那不是安排好的、有组织的接待，那是没有预定的欢呼，是全体人民的火热兴奋。列车所到之处，任何一个村庄、一个聚落，每个房子都飘着旗帜，这希望的火苗。人们的手伸向他，人们的声音环绕着他，当他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巴黎时，兴奋的瀑布从活人组成的欢腾之墙上奔流而下。巴黎人、法国人作为所有陌生的欧洲民族的象征，他们喊叫、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期待推拥到他的面前。他的脸越来越放松，一种自然的、幸福的、几乎是沉醉的微笑从他的牙齿间露出来。他挥动着帽子，向右、向左，好像要问候所有的人、问候全世界。对，他亲自来这里是对的，只有活生生的意志能战胜僵硬的法律。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群这样乐于看到希望的人们，我们难道不能、难道不应该让所有的人永远都这样吗？还有一夜的安静和休息，然后明天马上就开始来给世界以和平，这是这个世界几千年来都在梦想的。这是一个地球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行动。
在法国政府安排的大厦、在外交部门前、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克里雍大饭店（Hotel de Crillon）前面，已经挤满了迫不及待的记者，他们已经是一支不小的军队。从北美就来了150位记者，每座城市、每份报纸都派出了自己的通讯员，他们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券。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特别地向全世界承诺了“完全公开”，这一次将不存在秘密会议或者私下协定。《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第一段就是：公开的和平条款，公开地达成，不应该有任何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秘密协商。“秘密协约”这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流行病都多，它要通过威尔逊的“公开外交”新法则而最终被战胜。
令人失望的是，这聚集的人群等来的却是尴尬的拖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会获得参加大会的许可，这个公开会议的纪要全本会让他们转达给世界的————实际上所有至关重要的内容都被化学清洗过了。但是，会议消息还不能先透露出来。首先必须确立谈判日程。这些满心失望的人本能地感觉到，正在自己面前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信息发布人所说的话，也并非完全不真实。关于谈判日程，威尔逊在“四巨头”的第一次会面上就感觉到了来自协约国的抵抗：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想什么都拿出来公开地谈判。所有参战国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有秘密合同条款，这些条约保证给每个国家他们的应得部分和战利品，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内衣只会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晾出来。为了不从一开始就让会议议程大打折扣，有些事情就只好先关起来门说好，提前处理干净了。但是，不同意见不光存在于谈判日程上，分歧也还在更深层次当中。从根本上，情形再清楚不过：美国和欧洲这两个集团各有各的立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这个会议上本来要签署完成的不光是一个和平，而是两个。这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和平。其中的一个和平是短时的、是当下的，这是要与战败了、已经放下武器的德国结束战争。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和平、一个未来的和平，它要让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变得永无可能。一方面是依照旧的、艰难方式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是新的、威尔逊的盟约，要成立国联。这两个当中，要先谈判哪一个呢？
在这里，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短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支付战争损失赔偿、赔款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应该由专家和委员会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条款，并按照条款执行。这些是小活儿，是次要工作，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所有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应该是————但愿如此————去开创新的、将要形成的事业，是各国间的一致、是永久的和平。每个集团都觉得自己所表达的议程是当务之急。欧洲的协约国也不无道理：不可以让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不安的世界在四年战争之后再长达几个月地等待和平，否则混乱就会在欧洲爆发。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将边界、赔偿定下来，让那些还守着武器的男人回到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里去，让货币稳定下来，让商业和交通恢复过来。在那之后，在坚实的地面上落脚之后，才可以让威尔逊的海市蜃楼熠熠发光。就像威尔逊在内心里对当下的和平并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Clemenceau）、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桑尼多（Sonnino）作为老油子的战术者和务实者，在内心最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颇感无所谓。他们出于政治上的算计，部分也是由于真诚地喜欢他的人道的要求和理念，给他以掌声，因为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在自己的民众那里感觉到，一个非自私自利的原则能带来吸引人的、强迫性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也愿意来讨论威尔逊的计划，当然要对其有一定的削弱和保留。但是，他们要首先缔结与德国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然后才是盟约。
但是，威尔逊自己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知道通过拖延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要求会变得疲惫，会流干了血。他自己知道，如何将令人厌烦的质询拖延性地推到一边：如果一个人只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是无法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首先讨论盟约。他甚至要求，盟约要在与德国的和平条约中一字不差地写进去。他的这一要求又生发出第二个冲突。对于协约国来说，有罪的德国入侵比利时已经血腥地践踏了国际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霍夫曼将军的“拍桌子”是毫无顾忌的暴力行为最好例证。如果实行新规则，他们已经超前享有了他们根本配不上的未来人道主义原则的优待券。必须先用旧的、响当当的硬币来清算，然后才是新的规矩，协约国提出这样的要求。田野还荒芜着，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轰炸。为了给威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让威尔逊亲自去参观。但是，威尔逊这个“不实际的人”有意地掠过废墟。他只看向未来，他看到的不是被炸毁的房屋，而是永久性的建筑。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任务：废除旧秩序、建设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兰辛（Robert Lansing）和豪斯（Colonel House）都反对他的要求，他还是不为所动，固执地坚持己见。先讨论盟约。首先是全人类的事情，然后才是单个民族的利益。
斗争是艰苦的，最致命的是他还浪费了时间。非常可惜的是，威尔逊没能给他的梦想以一个有固定边际的形式。他带来的盟约条款，还远远没有最后成形，那只是“初稿”，那还应该在无数个会议上讨论、修改、改善、加强或者减弱。除此以外，礼貌也要求他除了巴黎以外还要去其他盟国的首都访问一番。威尔逊去了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了演说，去了罗马。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其他国家的政要并没有真正的乐趣和热情将他的盟约项目向前推进。过了一个多月，才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一个月中，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边境（dalmatinische Grenz），正规军队和志愿者军队也时有交火、占领地盘，维也纳的饥荒在升级，在俄国情况也正变得尖锐。
但是，即便是在1月18日的全体会议上，这也只是理论上规定了盟约应该是“总体上的和平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文件仍然没有起草出来，它仍然在无休止的讨论中从一个人的手里到另外一人手里，从一个修改者到另一个修改者。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这是对欧洲来说最令人震惊不安的一个月，欧洲仍然热切地想要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和平。一直到了1919年2月14日，在停战三个月之后，威尔逊的盟约才有了一个最终的形式，它也被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世界再一次欢呼。威尔逊的要求胜利了。在未来，保证和平的，将不是武器暴力和恐怖，而是协议，是对更高一层权力的信任。离开谈判大楼时，他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骄傲的、由于幸福而感恩的微笑看向簇拥着他的人群，心里想着在这个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在他们身后受过那么多苦的这整整一代人。感谢这个最终的安全保障，未来的一代再也不要有战争的煎熬，再也不受独裁者的欺压。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天，同时也是他最后的幸福日。因为威尔逊过早地凯旋般离开了战场，这破坏了它的胜利。他于第二天，2月15日回到美国，为的是在那里给他的选民和同胞展示这永久和平的大宪章，而不是去重新回到另外那些签订最终停战和约的人那里去。
当“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时，又有礼炮轰鸣为他送行。但是，拥挤的人群现在变得更放松、更无所谓了。对民众来说，那种激情澎湃的期待、那种弥赛亚式的希望已经过去了，因为威尔逊要离开欧洲了。在纽约，等待着他的迎接场面也是冷淡的。没有飞机绕行在返乡船的上空、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在他自己的政府机构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他看到更多的是不信任。欧洲对他不满意，因为威尔逊没有更迈进一步；美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走得太远了。对欧洲来说，他那要将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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