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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则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皇帝一人大权独运，权相代行皇权，还是通常情况下的几个宰相分享决策权。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偶尔，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徽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天分、技巧最娴熟的艺术家，但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他的放荡无道闻名于世：抬升道教的地位，荒唐地自奉为“道君皇帝”；紧挨着皇宫修建奢华的皇家园林，为此远从长江三角洲搜寻奇花异石；秘密地拜访勾栏瓦肆，搞得满城风雨。[79]
徽宗把江山社稷丢给了代理人，而走马灯似的代理人无一称职。他们名义上恢复了1069——1085年的改革体制，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政治报复在升级，在拿不出任何过硬理由的情形下，朝廷把保守的反对派贬谪到边远地区。正是在此期，政府给反对派贴上了“元祐（1085——1093）党人”的标签，将他们的名字刻石，竖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衙门附近，在迫害之外更添侮辱。迫害甚至延伸到未来，党人的子嗣也将永远地被摈斥在仕途之外。明目张胆地清洗异己侵犯了儒家原则，引起文人阶层的恐慌与震惊。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女真人的入侵，它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南宋史写作通常不惜笔墨描述宋金和战、国家秩序在哗变与暴乱中重建的斗争历程以及大将的拥兵自重。晚近的经济史研究者则更关注城市、交通、农业和财政在战争创伤、北方领土被占的情形下仍然持续不断的发展（甚至对北方的贸易也没有中断）。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下文试图考察变化的核心————专制权力的扩张，考察的重点是敏感的君相关系。
在宋代中国，皇帝掌控着规模庞大的集权制政府机构，但他通常会克制自己，避免滥用权力。官僚机构分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在本辖范围内拥有或者说假定拥有彼此独立、互不侵越的权力。政府通过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士大夫的责任是自主行使权力，遵循道德原则，实行明智而灵活的统治。虽然他们通常自认为儒家士绅，但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宋代是现代集权国家的先进，但远未发展到包揽一切的极端集权主义的程度。
宋代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员群体，它包括以谏官、御史为职的言论官（言官）和宫廷学士。从理论上，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制止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官僚甚至皇帝的滥用权力。言官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行政职责，其主要职掌就是对其他行政官员的职责加以监督检查，提出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弹劾。最理想的情形，当然是言官和行政官员互相交流讨论，达成共识。相反，当彼此出现矛盾冲突、导致派性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辞职和勒退、政策的急转直下、行政效率和官僚精神状态的普遍下滑。
皇帝上承天命，天命赋予其统治以合法性，因此，西方人常称之为专制君主。但是，事实上皇帝通常是通过政府的宰相群或是一个宰相来行使其权力的。这里所说的“宰相”取其最普遍的含义，指在朝中行使行政首脑之职的大臣，通常拥有诸如此类官衔：仆射（古代正宰相的正式官衔）、丞相（同一官职的非正式称呼，常指首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面意思是中书门下国家事务商讨会的参与者；标准译法当为宰相办公会第一等成员）；参知政事（字面意思是参与政治事务，标准译法是宰相办公会第二等成员或副宰相）；枢密使（军事主管大臣）；同知枢密院事（军事副主管）。宋代通常设有两员互有分工的正宰相。当皇帝需要一相独员时，便会设置一位副宰相协助其工作，一名正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形极为罕见。此时，其他名义上的行政首脑便被压缩成了只有单纯行政功能的角色，而宰相也便成了所谓的权相（sole surrogate）。
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古代史家记载君相活动向来不惜篇幅，留下了丰富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正是如此，又兼前人很少加以利用，因此弥足珍贵。本章的基本内容大部分来自对该书三千余页的仔细搜寻。同样有价值的是《续资治通鉴》，这部内容清晰的史书反映了18世纪杰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当时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期。当然，没有一部主干史料是将皇帝、宰相大臣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三者构筑到一个理论框架中去。
为此，有几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一，关于宰相：高宗是怎样选任又罢免他们的？从荣登大宝到1139年与女真人达成短暂和议，高宗频繁更换宰相。之后，秦桧独揽相权，从1139年到1155年死亡为止，其他宰相只有唯唯听命。秦桧死后，走马灯般的换相又开始了，直到1162年高宗终于结束其漫长统治为止。战争抑或和平似乎并非其中的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换？
第二，关于军事权力：自复国开始，高宗就只有几千人的部队，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强大武力。再说，那些分处各地、掌握着自行招募的大军的将领们更愿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听从朝廷调遣。在这种形势下，高宗是怎样成功地剥夺大将的兵权、在南宋全国范围内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呢？宰相们又是怎样助成此事的？
第三，关于1139和议条件的争论：除了北方领土的丧失和每年贡献的钱、绢以外，最令道德保守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的是地位问题。放下皇帝的头衔，屈从敌人的要求，向女真人自称是大金上国的臣下————为什么高宗会表现得毫不在乎？
第四，关于皇帝的专制权力和权相权力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当后者通过委任或篡夺攫取权力，前者的权力便会被冻结。这个错误认识的基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虚假前提：朝廷权力是一个定量，当权相所持的份额增加，按照减法，皇帝个人所拥有的专制权力份额必然减少。本文意图建立新的假设：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国家权力通常会随组织、集权以及社会控制力度的加强而增加。在朝廷上，宋朝政府首脑————皇帝或是权相的个人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增长：它可以通过牺牲宰相们所拥有的权力获得增长。也就是说，将现有权力集中于实际统治者手中，还可以通过拓展国家权力获得增长，这两个过程互相促进。通过赋予权相以多于一般宰相的权力，通过将自身权力授予权相，皇帝制造了一个强大到足以在国家机器中行使高度组织化、集权化权力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总量的巨大增长。当权相死亡或去职后，国家权力总量的这一增长仍然保留。此外，如果皇帝将权相的所有权力转给自己，他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朝廷权力总量也可得到相应的增长。那么，这一假设中所勾画的模式是否适用于南宋？
第五，关于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针对武将的打压和迫害中，在战与和的争论中，在朝廷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中，他们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受到了何种影响？
为省去冗长而枝节丛生的政治史叙述，表2提供了一个下文进行分析讨论所必需的关键史实缩要。
表2 南宋历史大事编年（1127——1139）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
表2的信息简化了我们的分析，它展示了高宗在位的头十年中频繁变换宰相的总体趋势。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张九成曾直截了当地批评高宗频繁易相，又无明确政策让宰相去执行，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他说，人们都知道帝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行为，却不常意识到宰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宰相的成败又取决于皇帝允许他们、指派他们做什么。高宗统治初期，多数宰相在位大约一年。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不稳定败坏了士风。在明知上司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人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官员还会恪尽职守。[80]更糟糕的是，尽管还没出现实际上的朋党，但宰相的更替无疑已将官僚集团分成了互相对立的群体。一些宰相尽量从自己的小圈子以外选任某些关键官职，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但这种努力太过微小，根本不足以抑制分帮结派。[81]
高宗不承认他早期所犯下的让宰相们不安于位的错误。相反，他声称自己总是严肃认真地考虑宰相的人选和任期，说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未罢免任何宰相。[82]他说：“官员数以百计，朕深居宫中，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个干得好、哪一个不好呢？惟一近便的办法就是观察宰相的作为。”[83]这番话暴露了皇帝及其左右手之间的紧张关系。高宗的观察怕是太急功“近”利也太迫切了。实际上，他对宰相的态度总是挑剔、不耐烦，动辄不满意。当一个宰相濒临罢免之际时，这种紧张关系便达到了极点。高宗又说：“君主所握权力的实质决定了他不得不宸纲独断。”[84]诚如其言，在行政首脑的任免问题上，君主政体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它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可供商讨顾问的人选。但是显然，高宗还是从早年的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首先确定政策取向，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宰相来将它付诸实施。
高宗表白说自己很愿意下放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真话。第一，他支持宰相的行动，表现出极大信任。[85]第二，他将前任宰相从朝廷中支走，好让他们无法留下任何阴影或实施任何残留影响，以免干扰继任者。这同北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北宋，前任宰相通常会以预备在必要时提供顾问之便的名义留在朝中，任以他职。但在南宋，朝廷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首都附近居住。[86]第三，新宰相被赋予了人事变动权，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乐与共事者担任关键职位。[87]这类人事变动，虽然被批评者指斥为官僚集团分帮结派的原因。但是，根据公认的儒家观念，宰相的重要职责就是“进人才，去不肖”，它又是公平合理的。[88]
高宗手下的宰相确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与之相呼应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相权的扩张趋势。其背景，则先有司马光在反变法活动中的强力领导，后有北宋倒数第二任皇帝的沉湎享乐。但是，在北宋，宰相的权力通常仍限定在民事行政范围内，拓展也只能拓展到对财政事务的监督领域[89]，而从未介入到军事领域————枢密使相对独立的权力范围。[90]到了南宋，当整个国家在为生死存亡而奋争之际，最高行政长官则不得不在必要时插手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紧急事务。[91]当民事、财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到宰相手中，这个职位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渊薮。它预示着一个大权在握，掌控一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的出现。当然，到1139年为止，这个权相还没有露面。管理国政的通常是两员宰相，一员负责民事行政，一员负责军事事务，并各自分掌与之相关的财政权。[92]
南宋初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93]这些人已经习惯在势力范围内自作主张，不喜欢中央来指手画脚。[94]从1131年开始，高宗意图明确，要想办法削弱将军们的地方性权力。他明诏赋予后来的宰相吕颐浩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试图通过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使军队遵从朝廷政令，重申朝廷对地方的控制。[95]虽然吕颐浩未能真正完成使命，但是，朝廷确实藉此对某些地方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控制。[96]这件事生动地展示了皇帝是如何藉由在集权的名义下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来增加朝廷权力的。换句话说，专制君主的权力和它所授出的权力互相哺育，共同壮大。
1139年之前宰相在位时间短暂的原因多种多样，绝非一个简单答案可以了得。其根源当然是南宋颓败的军事形势，那样的局面，即使是头脑最清醒、意志最坚定、最能干的领导人也难以应付得更好。面对由于非女真成分加入而不断壮大的女真军队的威胁，再加上傀儡皇帝刘豫所征召的汉人军队的为虎作伥，南宋帝国的前途看起来真有些吉凶难料。正如当时的一位论者所言“战必败……和必无成”[97]。处于如此的两难之境，朝廷既没有稳定的政策，官员们也达不成任何共识。[98]通常，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便会导致一位宰相的得咎和被迫下野。继任者既缺乏经验，大多会试着采用不同的政策，开始另一条不稳定的路线，最终还是无法改善军事状况。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宰相就认识到他“不敢奢望久居相位”[99]。在某种意义上，南宋初期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
军事形势之外，个人因素也搀杂其中。1129年，杭州发生兵变，高宗被迫短暂退位。极有手腕的宰相朱胜非采取拖延策略，阻止兵变头目做出过激举动，直到忠诚的军队前来解围并扶助高宗复位。[100]尽管这位宰相在危机时刻的斡旋活动确实值得信赖，但他却亲眼目睹了皇帝不尴不尬的遭遇。[101]专制君主不能让自己的形象遭到窘困，让宰相继续留任势必造成别扭。再举一例，年轻而又过分热情的宰相范宗尹（1096——1136）坚持要剔除那些高宗为了施惠而不合理任命的官员，结果也不得不去职。[102]吕颐浩（1071——1139）的情形与之相似。他干得不错，没犯什么大错。但是，当他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怨声四起时，高宗觉得最好还是体面而不带责罚地请他下台，另找个能让官僚们安静下来的人替他。[103]
根本的军事原因和个人因素之外，又有官僚政治的长期不稳定。1134年，高宗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1097——1164）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为什么？”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104]换句话说，除非有皇帝持续的支持作其权力后盾，宰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官僚政治中妒忌和倾轧的目标。但是，在皇帝自己都还没有获得足以使他感到安全的专制权力之前，为了取得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在朝廷内部维持平衡，他总是会倾向于迁就满腹牢骚、批评朝政的官员，至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一个在官僚政治中不能有效应付批评的宰相，对皇帝来说也只会是政治上的包袱，而非财富。[105]
北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国家的最高峰，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堪称典范的文官制度，还因为它优待官僚的政策。它从未处死任何高级官员，政府甚至连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低级官员也不愿处死。除了个别例外，南宋基本遵循这一传统。[106]但是，在其他方面，君主政体却不如从前考虑周全，被罢免的宰相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如前所述，他们既不能留在朝中，也不能住在首都附近。[107]其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知州或知府，但任期都不能长久。当批评的声音持续下去时，朝廷就会把他们从地方官的职位上罢免[108]，投闲置散，给一个荣誉官阶和“宫观官”的闲差————这意味着一笔高级官员应得的年金，仅此而已。[109]
如果政局吃紧，被罢免的高级官员的命运可能会比投闲置散更糟糕。几位最终得罪了高宗的杰出宰相被放逐安置到边远地区。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流放。流放比放逐更严厉，流放者要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监视，作为额外的惩罚。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是永久性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到严格监视，并宣告该判决不因此后的大赦而稍减。[110]
当然，流放和摒弃不一定是永久不变的。惩罚可能因朝廷后来颁布的一道允许有罪官员迁移到稍近地方的命令而减轻。又一道命令则可能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只要不是首都附近，尽管还不允许他重新做官。[111]真正的解禁当然是朝廷施恩，给该官员一个新的任命————通常是地方上的知州，罕有朝中职位。[112]尽管如此，未完再续的官僚生涯一般也不会长久。[113]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张浚确实是作为一个曾经被清洗出去的高官重出江湖，又做了宰相，这当然是因为高宗想起了他的军事才能，认为他又有了用处。[114]
宰相团队（1135——1136及以后）
宋人认为，朝廷的理想状态，是宰相们能“同心同德”地像一个团队一样协作。[115]人们相信，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领导对其他大臣具有示范作用。虽然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似乎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赵鼎和张浚确实在若干年中曾经企及它。两人都是正直勤奋的官员，都致力于通过有效的军事力量和廉洁的行政实现帝国复兴的大业。他们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可圈可点，在士大夫群中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甚至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张浚虽然是个文官，但人们最为称道的却是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1131年，他以四川为基地从西北侧翼的陕西对金发动反攻战役，不幸遭遇惨败。此后，他暂时赋闲，但为时不长。
1135年，赵鼎和张浚被任命为宰相。他们的任命标志着朝廷组织坚强防御和准备反击的决心。[116]二人合作融洽，保持了崇高的道德水准，让人不禁要联想到元祐保守派掌权的时期。[117]两人之间有着运行高效的分工：张浚负责军事事务，赵鼎负责普通行政。[118]
形势迅速好转。女真人的第二次南侵，纠集了傀儡政权刘豫的军队，最初看上去来势汹汹，但在宋朝组织有效的防御面前，却变得远不如第一次凶猛有力。女真人将这归咎为刘豫后勤供应不力，开始考虑废黜这个傀儡政权，但在当时，南宋还无缘得知其事。[119]为了鼓舞士气，高宗宣布亲征，带领军队从行在临安到达长江岸边的南京。在那儿，他欣喜地收到了藕塘前线战胜的捷报，藕塘位于南京以北大约100英里。这不啻是南宋所取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120]但是，高宗说，更让他高兴的，却是大将能严格遵行朝廷的命令。[121]在他看来，对军队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却在两位宰相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赵鼎一如既往地保持谨慎，而张浚却是大胆的。在胜利之前，赵鼎就建议放弃淮河流域，退守长江防线，以确保防御尽可能坚强稳固。胜利证明张浚迎击敌人的策略是正确的。胜利之后，赵鼎仍然坚信加强江防才是明智之举。但是，被自信激励着的张浚却认为宋朝军队北上反攻的时候到了。考虑到这一分歧和其他一些无法言明的歧见，赵鼎觉得自己应当体面地辞职，既不再挡老朋友、老同事张浚的道儿，也不要将两人的分歧公之于众。他有着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胸怀，认为张浚是不可替代的，而自己则不然，另外找个人来管理行政事务并非难事。他建议皇帝让张浚按照自己的想法乘胜加强军备，那将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任务。高宗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赵鼎的去职，任命他到离首都很近的绍兴去任知府，但却极不寻常地要他随时准备奉召还朝理政。[122]
令人崇敬的宰相团队就这样破裂了，原因不仅仅是战略分歧，还有一些未曾公之于众但却意味深长、后果严重的因素。其一是官僚政治。赵鼎说他和张浚曾经像兄弟一样和睦共事。不幸的是，却有那么一些不太高尚的官员，发现了二人在战略上的分歧，往来挑拨，造成了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即使是像张浚和赵鼎这样互相尊敬的老朋友，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挑拨离间。[123]另一个原因则是赵鼎不愿公开揭橥的，那就是两人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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